这张32年前的报纸公告，今天看来是否觉得眼熟？比较一下就会发现，这和目前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呼吁大家“绝对不能出门，再熬一熬”的说法如出一辙，就是要控制人员的流动性。

  对于很多上海市民来讲，近半个世纪以来，最为刻骨铭心的抗疫经历，除去2003年的“非典”，那就是1988年，上海全力应对“甲肝大流行”。

  在历代志书和史籍中，对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是。上海地区疫病流行的最早文字记载见于明景泰五年（1454年），史载：“华亭大疫，死者无数。”此后，疫病不断，至清代四百五十多年间，有记载的大的疫情共50余次，平均每十年就有一次较大的疫情。

  1937年抗战爆发后，大批难民涌入上海，疫病迅速蔓延。霍乱、天花、白喉、伤寒、猩红热、疟疾、痢疾等相继流行，麻疹、回归热、狂犬病、斑疹伤寒等传染病同时散在发生。1938年死于疫病的人数高达7289人，1936—1942年间，仅伤寒一疫，累计发病11826人，死亡7033人。

  1949年11月，经防疫负责人员反复研商，又广征各防疫专家意见，订立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传染病报告暂行办法”，（沪卫防字第二号）于1950年2月1日公布实施。

  对于病毒性肝炎的监控和防治：1955年前该病未作登记，无发病统计资料。1956年，该病列为报告病种，当年报告4037例，发病率为65.9/10万。

  后两次均为食用受甲肝病毒污染的毛蚶引起的暴发流行。1982年12月—1983年4月，流行以市区为主，发病43980例，发病率为370.4/10万，死亡率为1.7/10万。

  毛蚶，生长在河口和海湾泥沙中的贝类生物，也一直是上海人餐桌上的美食。上海人多喜欢生吃毛蚶，操作也简单，将毛蚶先放在自来水浸泡2个小时，让其把泥土吐出来。再切点姜丝、蒜末，放上生抽、醋，做个调料。然后烧一锅水，待水烧开后，将洗净的毛蚶倒入，等到毛蚶张开口就马上取出来，这时的毛蚶最鲜嫩。

  由甲型肝炎病毒（HAV）引起的，以肝实质细胞炎性损伤为主的世界性传染病。通过粪-口途径传播。甲肝是与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水平有关的全球范围内的传染病之一。我国是甲肝的高流行国家，但各地存在差别。HAV对外界有较强的抵抗力因而能够长期在外界环境中生存。

  甲肝的症状轻重不一，也许会出现发热、不适、食欲不振、腹泻、恶心、腹部不适、深色尿和黄疸（皮肤和眼白发黄）。不是每位感染者都一定会出现所有症状。成人出现疾病体征和症状的情况多于儿童。

  时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的王道民接到爱人来自普陀区中心医院的电话，说到医院急诊的腹泻病人很多。王道民将此情况反映给上海市卫生防疫站的王雨舜副站长，随后他们了解到其他医院诊治的腹泻病例也较往年多，于是向当时分管卫生的谢丽娟副市长做了汇报。

  上海各医院的腹泻病人骤增。中旬起每天发病以200～300例递增，随后每天递增1000～2000例。

  上海市黄浦区传染病医院和黄浦区中心医院杨廉奎、刘小庆两位医师向《解放日报》记者费智映：据不完全统计，至17日下午3时许，两家医院已发现20余名因食毛蚶而患甲型肝炎的病人。这20多名已被初步诊断为甲型肝炎的患者，是在前一年的12月上旬和中旬食用毛蚶的，都曾腹泻，年龄大都在20至40岁之间。

  在这篇只有453个字的题为《卫生部门和广大市民请注意，毛蚶可能携带甲型肝炎病毒》的短消息里，记者费智平写道：“甲型性肝炎病毒平均潜伏期为30天左右，以发病前5天和到发病后一周内传染性最强。”

  “因此，曾经食用过毛蚶的市民，假如发现自己有厌食、恶心、发热、尿赤等症状，应及时上医院诊治，确诊后应住院隔离治疗休息。另外，本市食品、饮食部门也要加生管理。”

  对3029例肝炎病例临床资料的分析显示：此次发病患者多半起病急骤，临床症状典型，90%的病人在发病后几天内就出现黄疸。实验室检测根据结果得出，病人发病一周内粪便中甲肝病毒抗原检出率为68.2%。

  综合流行病学、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验结果，医疗防疫部门确定，这是一起甲肝的暴发流行。上海市卫生局和上海市卫生防疫站分别及时向卫生部和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通报了上海市病毒性肝炎暴发的疫情。在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各级卫生部门，医疗机构采取一系列积极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措施。

  上海市卫生防疫站上午立即组织流行病学专业技术人员对南市区和虹口区的10个街道及医院开展调查，发现近期收治的患者急剧增多，临床表现均以黄疸型为主，提示暴发流行可能。下午向市卫生局报告，将甲肝由旬报改为日报。市与区卫生防疫站每天收集医院上报病例，及时掌握疫情动态，为及时扑灭疫情奠定基础。

  对报告病例的调查分析显示，该次甲肝暴发流行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来势猛，发病急，发病人数多；二是患者症状特征明显，90%的病人出现黄疸；三是发病大多分布在在市区，人群分布以20～39岁的青壮年为主。

  王道民回忆说，对于1983年的甲肝发病小高峰问题，市政府曾召开过一次专题会，卫生、财贸、水产、工商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参加了会议。

  会上讨论得很激烈，争论的焦点就是毛蚶是否允许在市场上销售。水产部门认为上海市民很喜欢吃毛蚶，毛蚶销售需求旺盛，不宜禁止。工商部门认为当时副食品供应紧张，而毛蚶是受老百姓欢迎的副食品来源，也倾向于不禁止。

  王道民所在的卫生部门则认为毛蚶是导致甲肝发病人数增加的源头，主张禁止销售毛蚶，并要切实加强健康教育宣传力度，改变人们的饮食上的习惯，以减少疾病的发生和流行。

  意见难以统一，最后会议明确毛蚶不禁售，但需要制定允许销售的标准，即所谓毛蚶的“鲜活度”，但这在具体执行中是相当困难的。

  1988年1月25日至2月25日，上海市卫生防疫站在11所医院和社区随机选择了1208名甲肝患者开展1:1配对的病例对照调查，了解其发病前食用各种可疑食物的差异性。（根据以往案例，食用伊拉克蜜枣和毛蚶都可能致病。）

  调查结果为：病例组发病前2～6周平均吃毛蚶率为88.2%。而且食用毛蚶数量、食用的方式与是否发病紧密关联。食用毛蚶量增加，患甲肝的危险性随之增大，食用煮熟毛蚶者的发病率明显低于生食毛蚶者。

  通过大量流行病学调查，基本认定上海的甲肝流行是因食用毛蚶引起。于是，有关部门立即向市领导作了汇报，并提出应该马上停止食用毛蚶的建议。

  但在1988年1月下旬各级领导汇报甲肝防治的会议上，仍有人提出毛蚶能解决市民急需的动物性食品，1年的产值约合100万元以上，他们都以为禁止毛蚶销售还缺乏直接证据。

  卫生局的领导在会上予以驳斥，认为这次流行前有腹泻预兆，又有历次甲肝暴发流行与毛蚶有关的流行病学证据，主张立刻禁止毛蚶销售。

  为了拿到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上海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研组胡善联、汪建翔等专家，乘坐市里租用的登陆艇直接驶往吕四渔场。通过直接打钻取出海底毛蚶，用科学方法证明吕泗海底毛蚶体内确实有甲肝病毒存在。

  之后又通过实验证实，患者体内分离出的确是甲肝病毒。这次从患者和产地毛蚶体内都检出了甲肝病毒，证据确凿。

  而1987年底，与上海邻近的江苏启东毛蚶大丰收，一下子占据了上海市场。但糟糕的是，那一年启东水域环境受到大量人畜粪便的污染，吸附力极强的毛蚶将甲肝病毒聚集在体内。

  实验感染的研究表明，毛蚶可浓缩甲肝病毒29倍，并可在其体内存活3个月之久。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上海市委、市政府迅速成立防治甲肝领导小组，协调全市的行动。各区政府和委、办、局、工厂、企业、街道也成立了肝炎防治领导小组，以加强对肝炎防治工作的领导。

  卫生部门与市、区各级宣教机构，报刊、广播、电视等文化宣传部门，以及医院、工厂、社区等密切配合，多渠道、多层次广泛深入地开展卫生宣传教育，普及卫生知识，提高市民的自我保健能力，用科学知识化解市民的疑虑。

  《新民晚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等新闻媒体开辟专栏，向市民宣传甲肝的防治知识；上海电视台《医药顾问》栏目邀请肝病防治专家宣传肝炎防治知识；市、区卫生教育部门先后印发400万份文字宣传资料，发到千家万户，摄制播放卫生科普电视片5部、发放幻灯片200多套；卫生防疫部门也深入病人家中宣传、指导消毒、隔离工作，并采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在公共场所宣讲卫生知识。

  1月30日—2月14日每天发病人数超过1万例，当务之急就是要对重点人群进行保护和隔离，开展被动免疫预防是首要之选。

  防疫部门对甲肝患者的共同生活的亲属、同事、共同居住者、医护工作人员，以及免疫能力低下的儿童和孕妇、环卫工人、接触食品的操作工、炊事员、保育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丙种球蛋白的预防接种，提高其免疫力。

  ◆ 丙种球蛋白，是用来医治先天性丙种球蛋白缺乏症，与抗生素合并使用，可提高对某些严重细菌性和病毒性疾病感染的疗效并且预防传染性肝炎，预防麻疹等病毒性疾病感染的一种处方药。

  市、区食品卫生监督等部门加强食品卫生管理，坚决执行市政府的通知，消灭疫病源头，全市禁止销售毛蚶。查获毛蚶，一律没收，并消毒处理。广泛深入地宣传《食品卫生法》，并开展执法检查，取缔无证摊贩，整顿不符合卫生要求的饮食店摊。

  此外，环境卫生部门对农村水厂等单位加强了卫生管理和监督，加强农村的饮水消毒与监测，有效地抑制了肝炎向农村地区的蔓延。

  上海各家医院，包括肝炎等传染病房，以及所有的内外科病房，当时总共也就5.5万张病床，但甲肝病人数以万计，且发病十分集中，即使医院里任何病人都不收治，腾出所有床位，也没有办法解决甲肝病人的住院问题。

  很多人天没亮就来排队等待诊治，有的怕传染家人，医院没有空床位就自带折叠床、被褥，来到医院，要求立即住院。

  为此，各级医疗机构挖掘内部潜力，千方百计增设床位。各地区、各系统也利用新建公房、旅馆、娱乐场所、校舍等场所因地制宜开设临时隔离治疗点。

  上海市传染病医院，原来设有肝炎床位290张，平时主要收治病情严重和患慢性肝炎的病员。这次本市流行甲型肝炎，市传染病医院为尽可能多地收治病员，想方设法另辟隔离病区，增加了1228只床位，先后收治了2084个患者。此外，他们还因人制宜设置家庭病床328张，由医生、护士组成家庭病房组，定期上门巡回治疗。

  到2月11日，已有537人经市传染病医院治愈出院。还有9名得了甲肝的孕妇在院顺利分娩。

  时任院长巫善明后来在接受各个媒体采访时回忆说，刚开始，有些产科医生对甲肝不了解，认为孕妇得了甲肝就要人流。他和时任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陈如钧马上在全市产科医生会议上宣传，甲肝不可能会引起胎儿畸形。许多得了甲肝的孕妇都往传染病医院送，医院里收治了好几十个“大肚皮”。

  传染病医院还收治过这样一个病例：一个年轻妈妈带着自己两个月不到的婴儿一起住院。原来，办满月酒的时候，餐桌上有毛蚶。大人觉得好玩，给宝宝舌头上舔了舔。没想到妈妈和宝宝都得了甲肝。

  据统计，全市在甲肝流行期间共收治甲肝患者155904人，其中卫生系统收治患者98591人，工厂企业收治患者57313人。全市共增设12541个隔离点和118104张床位。

  另外，全市共开设家庭病床29338张，驻沪部队和卫生部直属的医疗单位也开设大量病床。全市1000多名离退休医务人员，近3000名医学院校和中专卫校的师生们积极投身肝炎防治工作的第一线。

  和每一次疫情一样，医护人员冲到了抗击疾病的第一线。后来的统计显示，当时全市10多万医务人员中，约有6万多人扑到了防治肝炎的第一线。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出现一些恐慌在所难免。而对甲肝的恐慌心理很快从上海蔓延到了周边省市。一时间，大家对上海人都比较忌讳，认为上海人就是肝炎的传播源。

  上海生产的食品被封存，上海运出的蔬菜被扣留，民航飞机上一些标有“上海生产”的食品，都会被乘客当作垃圾扔掉，避之惟恐不及。

  1988年2月24日《文汇报》在头版刊发“甲肝日发病人数显而易见地下降”的报道

  各处都不欢迎上海人，排斥上海人。上海人在外地住旅馆，迎接他们的往往是“客满”，上海人出差在外，上馆子吃饭，服务员连连谢绝，上海人到北京开会，会场要给他们单独划定区域。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湖北省的兄弟为上海“雪中送炭”。到2月27日，黄石市药材公司已先后派出16辆卡车送来价值近200万元的9种治疗甲型肝炎中成药支援上海。

  第一次派出的6辆满载药材的卡车行至安徽桐城县时因道路积雪，有两辆不慎倾翻，但其余车辆仍克服困难赶在春节前把药送到了上海。

  到了2月15日，上海市区甲型肝炎发病人数出现下降的趋势。到了2月23日，上海市甲型肝炎发病人数已显而易见地下降，日发病人数比最高的日发病人数下降了80%以上。

  2月下旬发病开始下降，3月流行基本控制。1988年全年发病352048例（市区310746例），发病率为2803.0/10万，成为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上一次罕见的特大食物型甲肝暴发流行。

  3月21日，卫生部和上海市卫生局在京沪分别公布消息，宣告上海甲肝疫情已得到控制。“原来预计3月上旬出现的第二个发病高峰没有产生。”

  从1988年1月1日起到1988年5月13日（至此与往年同期发病持平），上海市爆发流行的甲型肝炎，一共发病310746例。在1月19日至3月18日的两个月中，累计发病数为292000多例，日报告发病数超过1万例的长达16天。而当时上海人口总数是1250万。这次甲肝发病来势之猛、发病之集中、覆盖面之广，为国内外医学史上所罕见。

  1988年甲肝流行，促进了“大卫生”的诞生。上海市甲肝流行，使各级领导了解到一种疾病的流行可能牵涉环保、水产、商业、卫生、防疫、食品安全等多个部门，控制疾病也要各部门共同行动，开始重视“大卫生”。自此上海市成立了“卫生促进委员会”，领导“大卫生”的工作。

  卫生部门首先按“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原则抓好食品卫生，然后动员各界力量，改善环境并对食品生产、流通、贮存所有的环节加强监督和管理。卫生防疫、医疗临床对疫区发现病例的环境做消毒，对病例进行抢救、治疗。同时，号召各行各业将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作为第一个任务，立即处理疫情，使得上海甲肝流行在一个潜伏期内得到控制。

  这起事件也促进了中国《传染病防治法》的立法工作。1989年2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1993年起，开展上海市甲肝疫苗接种工作，根据甲型肝炎发病特点，分别对学龄前、小学生、中学生、高中生、职校、技校、大学生等人群开展甲肝疫苗接种，提高人群免疫水平，大幅度的降低了全市甲型肝炎的发病率。

  监测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全市甲型肝炎发病率从1990年的26.07/10万下降至2017年的1.16/10万，下降了95.55%。

  《解放日报》的《解放论坛》刊登署名张小云的文章 《记住大自然的“惩罚”》，在文章中，作者反思——

  漫步上海街头，不难看到马路两边大刷马桶的景观，更有甚者刷完马桶的水就直接泼倒在马路旁，尽管旁边就是个大饼油条摊，也从不顾忌。进入公共厕所也不乏见到大粪四溢、小便横流的情景。

  如果倚在苏州河边的栏杆上，很快就会发现一船船不加盖的运粪船正把那些未经处理的有机肥料运向乡间。完全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不久后同样这些运粪船未经任何消毒处理就运回一船船的青菜、各种农产品，当然也有毛蚶，然后卖到各家各户的饭桌上。

  这些没有一点消毒的运粪船加上当地同样不符合卫生要求的粪便管理，又污染着沿海滩涂，包括毛蚶生长地。可怜的毛蚶这次大概就这样作了传染肝炎的媒介的。

  另有媒体记者看到了传染病床紧张背后的问题，“传染病发病季节分明，这种忙时忙煞、闲时闲煞的‘蚀本病床’，谁又不想争取些经济效益呢？某区开设肝炎病床最多时达250张，昨天‘轧账’，无论如何不足半数。一家地段医院将原本50张肝炎病床与大医院联合专科病房，一挂钩就是几年。连一位行家都不无同情地说，让肝炎病床半年收病人半年空置，也实在不是个办法。可其它不说，就是应付即在眼前的每年一度的肝炎发病高峰，已被临时挪作他用的肝炎病床，能及时‘归队’吗？”

  从整体而言，甲肝的暴发，给上海的公共卫生体系敲响了警钟，也能说，全体上海人民经受了一次考验和锻炼。

  （综合：方志上海《1988年，上海的甲肝疫情及防治》，上观新闻，《1988年，上海打赢了一场甲肝大流行防治战 改革开放亲历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