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邵影，还只有31岁。当时的她，是上海南市区唐家湾地段医院内科医生。

  她清楚地记得，1988年1月18号这一天，医院里开始多了上吐下泻的病人。

  一天之后，人数迅速攀升，速度之快让医生都出乎意料。这些病人为了住院，甚至自己带了床，带了被褥。

  这种情形随即在上海其它医院也轮番上演，而且病情几乎相似。除了大多伴有身体发热、呕吐、厌食、乏力，还有脸色发黄。

  这几乎就是甲型肝炎的典型症状。它是一种通过日常生活接触就可以传播的传染病。

  时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的王道民心里有这样一本账：1月19日，全市一天大约发病134人，之后的患者人数便成倍增加，至1月底，有时一天新增的甲肝病人甚至达到一万例左右，2月1日那天的新增病例数则高达1.9万例。

  尽管甲肝是上海过去的常见病，在每年的冬春交接，特别是春节前后，上海甲肝的发病数都会比平时略高一些，但这样的态势，显然并不符合“常规”。

  据上海市卫生防疫站疫情统计：1988年全市甲肝报告发病数为34万例，创出了世界甲肝流行新的历史记录。

  那年的上海各大医院，都是一片因拥挤过度而显得乱糟糟的局面。有人排队排到一半，就晕了过去，然后咕咚一声，栽倒下来。

  这种大面积的疫情，让上海闻之色变。1956年－1959年上海第一医学院流行病学研究生，原上海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俞顺章，对当时的一些特殊镜头，多年后还记忆犹新：

  “在上海的公交车上，几乎人人都带着纸巾或戴纱布手套，以免沾染扶手上可能带有的病菌；最极端的是，飞机上一些标有‘上海制造’的食品，都会被乘客当垃圾扔掉，唯恐避之不及。”

  俞顺章参加过消灭血吸虫病及除害无病工作，又在1972年的启东一带肝癌高发时，被任命为上海赴启东肝癌防治科研小分队负责人之一，最终找到黄曲霉毒素和饮水不洁是当地感染肝癌的主要环境危险因素，并提出了“管水、改粮、防肝炎”七字预防肝癌方针。

  中国人都喜欢吃，广东人喜欢蛇、果子狸，上海人偏好海鲜。醉虾、醉蟹、醉螃蜞、咸蟹以及毛蚶，都曾是上海人的桌上美食。

  不是海边人，很难分清“蛤、蚬、蛏、蚶”这些贝壳小海鲜。甚至连它们的名字也未必读得出来，但因缘际会，成为了大主角。

  毛蚶，生长在河口和海湾泥沙中，本身是一种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高蛋白食品。其壳入药，中医又叫瓦楞子，有制酸止痛的作用，可以治疗反流性食管炎。

  它们在买回家之后，一般会被放在自来水浸泡两小时，吐出泥土之后，然后再简单地用开水过一下，配上酱油、姜丝以及醋一起，成了上海人的下酒菜。

  这种吃法有好有坏，好的是图个鲜嫩，但坏的在于，万一毛蚶不干净，吃了要闹肚子。

  事实上，如果上海人此次选择的还是市场上此前常见的山东毛蚶，疫情也不会这么夸张。这种山东毛蚶来自山东潍坊海域，大多以养殖为主。

  启东隶属江苏南通，与上海隔长江口相望，事实上，今天的崇明岛，还有一小部分，属于启东。

  尽管靠江近海，但启东本没什么毛蚶养殖，这一次让启东“发了大财”的，也是因经济快速地发展的上海，在1987年9月决定全面疏通长江口与黄浦江航道，结果挖泥船挖到启东江段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个野生的毛蚶矿藏。

  伴随着工程的进展，毛蚶密度慢慢的升高，到最后不知道是在挖泥，而是在挖毛蚶。

  面对这个天上掉下的馅饼，启东百姓闻讯而来，捡的捡，挑的挑，除了自吃之外，也借此开启了生财之道。

  全县的农用船、机帆船、拖拉机、农用车等各种运输工具，都自发地组织起远距离的运输销售。

  有人曾做过这样的“测算”——一只三吨位的农船，让疏浚航道的挖泥船给自己装上三满勺带泥的毛蚶，按照每勺10元的价格，也就是只需要30块钱的成本，然后就近运到上海，按每公斤一元的价格出售，就能换回2-3千元。

  不过，随着货源源源不断进入上海市场，供过于求，毛蚶的价格也慢慢变得便宜，到最后仅卖到二元钱一篮子（约五公斤）。

  即使如此，依旧有不少农民放弃1988年的春节，挑着毛蚶在上海的街头巷尾叫卖。

  由于购买无需凭票且价格低，精明的上海主妇们总是一袋一袋地往家买。这导致此前占据上海市场山东毛蚶，自愧弗如，只好将市场拱手相让，退出上海。

  由于启东江段靠近长江的入海口，其沿江城市和农村有大量生活垃圾污水通过长江排泄，而且有相当一部分的厕所尚未经无害化处理就直接排放，污染相对严重，而毛蚶除了肉质鲜美，还有着一个特性，就是吸附力极强。

  还有就是，毛蚶在运送过程中又存在着“二次污染”——很多运输毛蚶的农船大多没有来得及卫生处理，有些刚刚运过肥料，就直接上阵运输毛蚶。

  但更让人恶心的是，为了保持毛蚶的鲜活度，运输者往往用自己的新鲜大便兑成粪水泼喂毛蚶。

  当时他和分管医疗卫生的上海市副市长谢丽娟立即走访了好几家医院。通过医疗登记本发现，这些腹泻病人的饮食史中，绝大多数都吃过毛蚶。

  由于甲肝有两到六周的潜伏期，菌痢则很短，这让他们意识到，痢疾的流行，也许是甲肝流行的先兆。

  【图说：1988年1月18日，《解放日报》刊文警示毛蚶可能携带甲肝病毒】

  今天，当我们复盘这次上海甲肝大流行时，不难发现人性在面对意外之财时的那种贪婪，以及失控，让人有些不寒而栗。

  还会发现，最需要在这场狂欢中出现的水产局和食药检等部门，无一例外地缺席了。

  事实上，1983年，上海也曾因为毛蚶，而出现过一次甲肝的小高峰。当时曾出现过四万例左右的甲肝患者。

  由于各个部门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卫生部门自然主张全面禁售毛蚶。但水产部门认为上海市民很喜欢吃毛蚶，毛蚶销售需求旺盛，不宜禁止。工商部门认为当时副食品供应紧张，而毛蚶是受老百姓欢迎的副食品来源，也倾向于不禁止。

  最后，方案很“平衡”，既明确毛蚶不禁售，但需要制定允许销售的标准。这也就是后来执行的所谓毛蚶的“鲜活度”，即凡是新鲜的、活的毛蚶就可以销售。

  除了毛蚶被污染，以及上海人喜欢生吃之外，在邵影看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上海城区的居住环境较为拥挤。“像当时的南市区，大家都是共用水龙头，而甲肝病人都是通过消化道传染的，就是病从口入，如果一人拧过龙头另一个人也去拧，就很容易传染。”

  在意识到有可能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后，上海有关方面立即将毛蚶送检，检测其是否携带甲肝病毒。

  俞顺章没想到自己还要因此再赴启东，带领科研人员去毛蚶原产地调查，很快，他们就在毛蚶体内找到了甲肝病毒，以直接证据证实了毛蚶就是甲肝的罪魁祸首。

  首当其冲地，是禁止了毛蚶的经营、运输、销售等行为，像市场上的所有毛蚶，不仅不许再售卖，还必须作为垃圾处理。

  进行此项执法不仅需要说服商户，而且还涉及多工商、水产、财贸多部门，光靠卫生局一个单位搞不定。最后，谢丽娟打电话给另外一位分管这些部门的副市长，取得支持后，采取联合行动。把市面上的所有毛蚶，包括存货全部拿去销毁，并在市郊要道设卡禁止毛蚶进入。

  让王道民有些头疼的是，当时上海所有医院（包括妇产医院）总共也就5.5万张病床，即使全腾出来，也根本没办法集中安置这么多甲肝病人。

  1月24日，上海市政府召开由各区县长、各区县卫生局长、防疫站长、市政府各委办局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会议要求大家统一认识，克服困难，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增加收治点，尽一切可能多收治病人，因为“多一个病人留在医院外面就多了一个传染源，很容易增加一批新病人”。

  在“全市动员起来打一场防治甲肝的人民战争”这一响亮的口号下，各级医院尽一切可能增加床位，而且收治的都是重症患者，病情较轻的患者由地段医院收治。

  另外，沪上一些大中型企业也腾出仓库，开办临时隔离病房，收住本企业的甲肝病人。

  同时，中小学校借放寒假之机，把部分学校的教室办成病房。一些小旅馆也空出客房接收病人。

  上海还建立了大约2.9万多张家庭病床，轻症患者就在家中进行隔离和治疗，这样就避免了交叉感染，不仅有利于病原的治疗和康复，而且对减少新发病例，起到了关键作用。

  说起来，比起日后的非典，及新型肺炎，这次甲肝来势汹汹，但治疗方式其实最简单。没有特效药，就是让病人卧床休息，每天早中晚各吃几片维生素B、维生素C，每两周查一次血。但是陷入恐慌的上海市民，视板蓝根如“鸡汤”，一天不吃点，心里就过不去。

  这种多管齐下，让甲肝在短期内得到了有效控制，到了3月上旬，全市新发病例数显而易见地下降，没再次出现第二个发病高峰。1月29日至3月21日肝炎发病共计292301例，死亡31例，直接死于甲肝并发症（急性及亚急性黄色肝萎缩）的只有11例。

  得承认，在这场甲肝大流行中，上海拿出了让人比较满意的表现。但回想起来，这终究还是一件让人觉得后怕的事件。

  不过，它也不是没有“功绩”。最起码，它让上海人的卫生意识也得到了全方面的加强，不仅养成了“饭前便后勤洗手”的习惯。饭店里面使用公筷的做法也在那时得到推广。

  但更重要的是，这次甲肝大流行，也让中国在城市化进程刚起步之际，及时地敲响了危机管理的警钟。

  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曾说，今后的战争可能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将是危机管理。

  那就是今天评价一个国家或政府的成败，不在于战争的输赢，而在于公共危机的管理。

  毕竟，今天谁也不太敢乱打战，消耗大不说，而且核武器的存在，让大国之间保持着谨慎的小心，但是谁都躲避了不了危机。

  还有一句话说的是，国际经验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000-3000美元区间，是公共安全事故的多发期。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000-3000美元区间，一般是刚刚进入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并逐渐加速的一个重要阶段。

  工业化、城市化是人们美好的追求，但转型期往往是环境的最不稳定期。它带来的是频发的安全生产事故，直到今天，世界还没摆脱这种伤痛。

  与此同时，人群的集聚、产业的集聚，在让乡村不可抑制地衰败的同时，更让安全风险向城市偏移。

  在吾球君看来，这种风险不仅在于对城市资源、基础设施、环境提出了巨大的要求，进而打破了城市的传统稳定结构，甚至因为集聚，导致城市成为各种恐袭的目标。

  更要命的是，当城市里巨大的“生人社会”逐步形成，不仅让突发性公共危机管理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呈现出复杂性、非线性和不确定的特征，而且一旦产生危机，就容易形成巨大的涟漪效应。

  就像近代日本，对它打击最大的，不是美国人扔的两颗，而是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以及1959年的薇拉台风。前者让日本丧失15万人，后者则因为两次横扫日本国土，让日本几乎全国沦陷。

  至于爆发在1995年1月17日清晨的阪神大地震，给日本人带来的心理阴影更是不亚于关东大地震，死亡及去向不明者全部达6434名，倒塌房屋104900户。神户当地特色经济的制鞋业和清酒酿酒业分别减少85%和50%，三分之一的商业街道被摧毁。

  直到25年后的今天，神户才宣布，有可能还清用于清理阪神大地震造成的瓦砾等、为恢复城市旧貌所发行的2788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73.8亿元）债券。

  【图说：在1995年1月17日阪神大地震中倒塌的阪神高速桥梁，载于《朝日新闻》】

  地震波不仅冲击了城市的财政，也冲击了日本的政坛。日本自民党再度回归政坛核心。

  而让美国人感到头疼的，也一定是黑色“9·11”，是纽约全城大停电，是波斯顿马拉松赛终点处引爆的两枚炸弹……

  不过，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依旧以农业为主，社会复杂程度低，人均GDP也常年在1000美元以下，所以对公共危机的理解相对狭隘，一开始只局限在防洪、防疫等领域。

  当时领导救灾防灾工作的，是国家自1950年开始慢慢地建立的各级救灾委员会，这是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以抢险为主的行政体制。

  日后，又相继成立了中央防汛总指挥部（治国先治水）、中央防疫委员会（根据历史经验，大灾过后有大疫）。

  “这样，以中央救灾委员会为核心、中央防汛总指挥部和中央防疫委员会为两翼、以各相关职能部门为基础，三个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形成中国灾害管理的‘雁行模式’……”

  即使在1980年代末，国家相继成立了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国务院安委会等议事协调机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灾害越发具有复杂性与跨界性。可是，这些机构以议事为手段、以协调为目的，没有独立的机构与编制，且各成员单位存在重叠、交叉，在应对巨灾时‘虚’有余而‘实’不足。”（《从协调组织到政府部门，中国应急管理制度之变》，王宏伟）

  如果说这中间有什么亮点，那就是在1987年，由5.88多万军、警、民经过28个昼夜的奋力扑救，保护了失火的大兴安岭；在1998年，众志成城地抗击了长江大洪水；以及，用了10年重建了被大地震震毁的唐山。

  但更多时候，很多的城市管理者，还是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城市日常管理，忽视了危机意识的培养，对可能会导致危机的不确定因素、对危机爆发的征兆、信号和结果等知识缺乏应有的了解。

  这带来的后果也一目了然，那就是事先失于预防，事中应对失措，事后又不能亡羊补牢。

  “比如，当时的公共卫生信息发布机制很不健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对传染病的发病数是严格保密的，卫生部门统计的发病人数，只能是内部小范围传达，从来不在报纸上公布。”

  在注意到这次疫情之后，世界卫生组织曾向中国卫生部来了解，卫生部也来问上海，这让谢丽娟很为难，“不上报是不尊重卫生部长，而市府按早先的规定不能公开疫情。这种做法与后来‘非典’、禽流感疫情传播时‘一日一公布’的做法大相径庭。这是社会开放进步的体现，也能说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

  不过，也正因为有这样的“训练”，让上海在面对新一轮的疫情袭击时，给出了更好的答卷。

  悲的自然是非典在这一年横扫神州大地，喜的则是在这一年，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达到1090美元。此后更是一路飙升。

  两者结合能够准确的看出，非典之所以成为一次夸张的疫情，除了我们管不住自己的嘴，还跟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有关。

  根据报道：首先，在疫情未来之前，上海当地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防控体系一直下沉到了社区基层，并落实到了个人。

  其次，上海首例被发现的感染者，也有很强的防范意识，在主动报告的同时，自我隔离。

  一名小学生顶着家长压力，如实汇报家中是否接触过外地人员，被评为“诚实卫士”。

  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市民个体+制度体系+医学专家”这三条链条，共同阻止了上海非典疫情的蔓延。

  最后，有着1700多万非流动人口的上海，只有8例病例，而且时间跨度两个月，另外无医护人员感染。

  让上海人更安心的是，当年的上海市抗击非典指挥部针对上海是特大型城市面对特大疫情时一定要有一个集中收治点的现实，领导决策在市中心边缘的金山区建设一个传染病医院。这件事就交给上海市建设管理委员会实施，经过数年建设完毕。

  相比而言，北京、广东、香港特区就受损严重。三地感染人数均超过千人，广东死亡人数超过50人，北京超过100人，香港达到300人。

  不过，它也让这一个国家对公共危机进一步提升警惕。它很及时地提醒了这一个国家，如果一个国家和政府不提高个人在公共危机上的意识，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突发性公共危机管理能力，那么，它不用等到外部战争的打击，就自我选择毁灭。

  此时的日本，在1961年出台《灾害对策基本法》，由单项灾种转向多项灾种的“综合防灾管理体系”之后，又开始从灾害管理体系，进一步演变成了危机管理体系。

  这一体系将防灾、减灾上升到国家危机管理的层次，形成“防灾减灾-危机管理-国家安全保障”三位一体的系统。同时，通过完善危机管理体制，设立带有危机管理名称的组织，将其作为政府行政改革和绩效考核的主要内容，实现预防保护、有效利用与协调环境三者之间的结合。改变以行政为中心的救灾体系，实现“公救”、“互救”与“自救”的结合，并鼓励救灾志愿者的活动。

  至于命运多舛的首都东京，则在中国非典肆虐的2003年，建立了知事直管型危机管理体制，“该体制主要设置局长级的‘危机管理总监’，改组灾害对策部，成立综合防灾部，建立一个面对各种各样的危机全政府机构能够统一应对的体制。”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像恐怖、NBC事件（指放射性、生物制品、化学制品造成的事件）等本来是自卫队和警察所管的事情，但是都政府在有效发挥这些机构的专业应对危机的功能的同时，调动自卫队、警察、消防干部到都政府集中办公，有利于加强合作和综合管理。” （《东京大城市防灾应急管理体系及启示》，顾林生，《防灾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6月第7卷第2期）

  2002年，刚经历过黑色“9·11”的美国，国会也授权联邦应急管理署（FEMA）建立“国家应急事件管理体系”（National Incident Management System），确立了紧急状况下跨部门协调指挥的根本原则和组织框架。

  中国也将在这些优秀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突发事件应急体制，并坚定地把救灾应急机制转向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上来。

  根据央视报道，2003年5月，中国第一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公布。

  日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及这一条例等，制定了《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2004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将《省（区、市）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框架指南》印发各省，要求各省人民政府编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2005年7月，国务院召开全国应急管理工作会议，标志着中国应急管理纳入了经常化、制度化、法制化的工作轨道。

  2006年1月，国务院发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编制了国家专项预案和部门预案，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均编制完成。同年，《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也完成发布。

  2007年8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应急法”的颁布是中国应急机制建立的一座里程碑。

  2004年4月重庆主城区发生氯气泄漏爆炸事故；2004年7月北京突降暴雨导致城市交通局部瘫痪；

  2008年，发生了全民悲伤的汶川大地震，同年，三聚氰胺事件又让人再添新伤；

  【图说：汶川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的地震，也是唐山大地震后伤亡最严重的一次地震】

  今天的中国，压力比以前变得更大，因为它所面临的不仅是工业化、城市化，还有就是全球化。

  一方面，全球化带来了城市要素的快速流动，“这种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和信息流在全球的流动下，带来了城市要素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从而使传统的城市结构变得脆弱，城市安全的风险在持续不断的增加。”（《城市危机处理系统亟待完善 》，连玉明）

  另一方面，让人担心的是，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应用、人与人频繁的交流，以及各种类型的市场的全球化联系以及信息的高速度传播，危机的传播与扩散速度日益加快，很容易迅速从一国波及到另一国。在这个时代，已经非常困难有人“独善其身”。

  它整合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公安部、民政部、国土资源部等11个部门的13项职责。

  到2019年，全国31个省级应急管理厅局已全面组建到位，大部分地市县的应急管理局正式挂牌，新时代中国特色应急管理组织体系初步形成。

  它让所有的中国人关注到了“应急”，也就是面对危机时的管理意识，同时，通过优化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把分散体系变成集中体系，把低效资源变成高效资源。

  在字典上，响应有几个意思，但吾球君更看重这两个，一个是赞同，支持，和追随。意思也就是，当应急出现时，你不能阳奉阴违，或者装聋作哑；

  还有一个，就是应答敏捷，而且要大声答出来。意思也就是，面对公共危机，你不能思维迟钝，别人都去应急了，你还在磨磨蹭蹭，搞不清楚状况。

  不管如何，响应既是姿态，也是能力，更是一种以人为本的责任。能不能及时响应，能不能做好响应，考验着国家或政府的智慧，和担当。

  当然，响应也不是不分轻重，一哄而上。2005年，正是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按照灾害损失情景，将应对自然灾害工作设定为四个响应等级。后来在2015年的新预案中，又加强完善了事件分级和分级响应机制。根据新预案，突发环境事件被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一般4个级别。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严重程度和发展形态趋势，将应急响应设定为Ⅰ级、Ⅱ级、Ⅲ级和Ⅳ级4个等级。

  比如2013年7月，面对极端高温气候，南京气象局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Ⅲ级应急响应。中国气象局则随后启动重大气象灾害（高温）Ⅱ级应急响应。

  还有就是，每年的秋冬季，当雾霾锁城、城市“爆表”时，城市的居民们往往就会收到来自有关部门发布的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并启动Ⅱ级应急响应的手机短信。

  面对疫情，上海迅速启动在金山区因非典而建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设置了集中隔离治疗点；江苏则立即下发通知，立马停止来往武汉的道路客运，联系武汉交通运输部门，停发武汉来苏的水上客运航班、公路客运班车和旅游包车。

  这让一众自媒体人感叹，在地方治理水平和危机应对方面，江浙沪在全国还是最好的。

  当然最“中”的，还有我们的中原大省——河南。据说，它从2019年12月底就停运了郑州发往武汉班线车辆。并提前启动汽车票退票免手续费政策。除机场、车站体温监测外，河南在高速收费站进行体温监测……

  与此同时，当地电视台也对疫情进行直播，并呼吁“隐瞒疫情，将成千古罪人”……

  后来有人发现，河南的主要领导之一正是浙江湖州人，之前有在上海工作的经历。

  好在其他城市也相继而起。虽疫情病例的新增，截至2020年1月25日15时，除前面几位之外，包括广东、湖南、湖北、天津、安徽、北京、重庆、江西、四川、山东、云南、贵州、福建、河北、广西壮族自治区、江苏、海南、新疆尔自治区、黑龙江、甘肃、辽宁共24个省、市、自治区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涵盖总人口超过12亿。

  尽管还不清楚疫情何时能扑灭，但这些应急响应，让人看到了这一个国家集中战“疫”的决心，也体现了这一个国家对公共危机的重视。

  完善公共危机立法，将每个中国人的生命及财产安全作为政府部门工作的重中之重，把非常态的城市公共危机纳入政府的常态管理当中。并将危机管理工作列为考核城市政府重要指标之一。

  敦促它们实现危机管理的全面转型，从事后仓促的救火式应对，转为全流程管理；从单一部门管理，转为有效整合管理。

  更重要的是，面对公共危机的爆发，督促它们不要故作哑巴，甚至掩盖事实，掩耳盗铃。说到底，这是典型的唯上不唯下。

  这个信息化的年代，绝对不能自作聪明。解决危机最重要的是上传下达，与此同时，让在野的声音，也能被庙堂听闻。

  哈耶克曾说过一段很拗口的话：有关资源配置的相互关联的决策可称为“计划”，计划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必须以最初并非为计划者所知道而是为某个其他人所知、而后又以某种方式传递给计划者的那种知识为基础。这种知识绝大部分不是专家所掌握的科学知识，而是分散在大众中的关于当时、当地、一直在变化的“本地知识”（local knowledge）。

  用中国式的语言，就是要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眼睛才是雪亮的。

  华盛顿大学的几位科学家就做过一个有意思的研究，观察新闻媒体报道的数量与疾病传播数量之间的关系。

  最后的量化模型显示，当媒体的报道量增加十倍，传染病的感染数将会减少33.5%。

  在这个需要与公共危机共舞的年代，这种意识和能力的缺失，对城市的命运是最为致命的。

  更重要的是，从危机的出现中，发现公共问题，并推动公共问题进入政府议程，促使政府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以解决公共问题。

  某种意义上，危机的出现会促使政府重新评估其制度、政策和行为，改进政府管理之缺失的作用。

  这何尝不是一种多难兴邦。但正如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有反思的多难，才能真正推动国家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