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邵影，还只有31岁。当时的她，是上海南市区唐家湾地段医院内科医生。

  她清楚地记得，1988年1月18号这一天，医院里开始多了上吐下泻的病人。

  一天之后，人数迅速攀升，速度之快让医生都出乎意料。这些病人为了住院，甚至自己带了床，带了被褥。

  这种情形随即在上海其它医院也轮番上演，而且病情几乎相似。除了大多伴有身体发热、呕吐、厌食、乏力，还有脸色发黄。

  这几乎就是甲型肝炎的典型症状。它是一种通过日常生活接触就可以传播的传染病。

  时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的王道民心里有这样一本账：1月19日，全市一天大约发病134人，之后的患者人数便成倍增加，至1月底，有时一天新增的甲肝病人甚至达到一万例左右，2月1日那天的新增病例数则高达1.9万例。

  尽管甲肝是上海过去的常见病，在每年的冬春交接，特别是春节前后，上海甲肝的发病数都会比平时略高一些，但这样的态势，显然并不符合“常规”。

  据上海市卫生防疫站疫情统计：1988年全市甲肝报告发病数为34万例，创出了世界甲肝流行新的历史记录。

  那年的上海各大医院，都是一片因拥挤过度而显得乱糟糟的局面。有人排队排到一半，就晕了过去，然后咕咚一声，栽倒下来。

  这种大面积的疫情，让上海闻之色变。1956年－1959年上海第一医学院流行病学研究生，原上海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俞顺章，对当时的一些特殊镜头，多年后还记忆犹新：

  “在上海的公交车上，几乎人人都带着纸巾或戴纱布手套，以免沾染扶手上可能带有的病菌；最极端的是，飞机上一些标有‘上海制造’的食品，都会被乘客当垃圾扔掉，唯恐避之不及。”

  俞顺章参加过消灭血吸虫病及除害无病工作，又在1972年的启东一带肝癌高发时，被任命为上海赴启东肝癌防治科研小分队负责人之一，最终找到黄曲霉毒素和饮水不洁是当地感染肝癌的主要环境危险因素，并提出了“管水、改粮、防肝炎”七字预防肝癌方针。

  中国人都喜欢吃，广东人喜欢蛇、果子狸，上海人偏好海鲜。醉虾、醉蟹、醉螃蜞、咸蟹以及毛蚶，都曾是上海人的桌上美食。

  不是海边人，很难分清“蛤、蚬、蛏、蚶”这些贝壳小海鲜。甚至连它们的名字也未必读得出来，但因缘际会，成为了大主角。

  毛蚶，生长在河口和海湾泥沙中，本身是一种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高蛋白食品。其壳入药，中医又叫瓦楞子，有制酸止痛的作用，可以治疗反流性食管炎。

  它们在买回家之后，一般会被放在自来水浸泡两小时，吐出泥土之后，然后再简单地用开水过一下，配上酱油、姜丝以及醋一起，成了上海人的下酒菜。

  这种吃法有好有坏，好的是图个鲜嫩，但坏的在于，万一毛蚶不干净，吃了要闹肚子。

  事实上，如果上海人此次选择的还是市场上此前常见的山东毛蚶，疫情也不会这么夸张。这种山东毛蚶来自山东潍坊海域，大多以养殖为主。

  启东隶属江苏南通，与上海隔长江口相望，事实上，今天的崇明岛，还有一小部分，属于启东。

  尽管靠江近海，但启东本没什么毛蚶养殖，这一次让启东“发了大财”的，也是因经济快速地发展的上海，在1987年9月决定全面疏通长江口与黄浦江航道，结果挖泥船挖到启东江段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个野生的毛蚶矿藏。

  伴随着工程的进展，毛蚶密度慢慢的升高，到最后不知道是在挖泥，而是在挖毛蚶。

  面对这个天上掉下的馅饼，启东百姓闻讯而来，捡的捡，挑的挑，除了自吃之外，也借此开启了生财之道。

  全县的农用船、机帆船、拖拉机、农用车等各种运输工具，都自发地组织起远距离的运输销售。

  有人曾做过这样的“测算”——一只三吨位的农船，让疏浚航道的挖泥船给自己装上三满勺带泥的毛蚶，按照每勺10元的价格，也就是只需要30块钱的成本，然后就近运到上海，按每公斤一元的价格出售，就能换回2-3千元。

  不过，随着货源源源不断进入上海市场，供过于求，毛蚶的价格也慢慢变得便宜，到最后仅卖到二元钱一篮子（约五公斤）。

  即使如此，依旧有不少农民放弃1988年的春节，挑着毛蚶在上海的街头巷尾叫卖。

  由于购买无需凭票且价格低，精明的上海主妇们总是一袋一袋地往家买。这导致此前占据上海市场山东毛蚶，自愧弗如，只好将市场拱手相让，退出上海。

  由于启东江段靠近长江的入海口，其沿江城市和农村有大量生活垃圾污水通过长江排泄，而且有相当一部分的厕所尚未经无害化处理就直接排放，污染相对严重，而毛蚶除了肉质鲜美，还有着一个特性，就是吸附力极强。

  还有就是，毛蚶在运送过程中又存在着“二次污染”——很多运输毛蚶的农船大多没有来得及卫生处理，有些刚刚运过肥料，就直接上阵运输毛蚶。

  但更让人恶心的是，为了保持毛蚶的鲜活度，运输者往往用自己的新鲜大便兑成粪水泼喂毛蚶。

  当时他和分管医疗卫生的上海市副市长谢丽娟立即走访了好几家医院。通过医疗登记本发现，这些腹泻病人的饮食史中，绝大多数都吃过毛蚶。

  由于甲肝有两到六周的潜伏期，菌痢则很短，这让他们意识到，痢疾的流行，也许是甲肝流行的先兆。

  【图说：1988年1月18日，《解放日报》刊文警示毛蚶可能携带甲肝病毒】

  今天，当我们复盘这次上海甲肝大流行时，不难发现人性在面对意外之财时的那种贪婪，以及失控，让人有些不寒而栗。

  还会发现，最需要在这场狂欢中出现的水产局和食药检等部门，无一例外地缺席了。

  事实上，1983年，上海也曾因为毛蚶，而出现过一次甲肝的小高峰。当时曾出现过四万例左右的甲肝患者。

  由于各个部门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卫生部门自然主张全面禁售毛蚶。但水产部门认为上海市民很喜欢吃毛蚶，毛蚶销售需求旺盛，不宜禁止。工商部门认为当时副食品供应紧张，而毛蚶是受老百姓欢迎的副食品来源，也倾向于不禁止。

  最后，方案很“平衡”，既明确毛蚶不禁售，但需要制定允许销售的标准。这也就是后来执行的所谓毛蚶的“鲜活度”，即凡是新鲜的、活的毛蚶就可以销售。

  除了毛蚶被污染，以及上海人喜欢生吃之外，在邵影看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上海城区的居住环境较为拥挤。“像当时的南市区，大家都是共用水龙头，而甲肝病人都是通过消化道传染的，就是病从口入，如果一人拧过龙头另一个人也去拧，就很容易传染。”

  在意识到有可能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后，上海有关方面立即将毛蚶送检，检测其是否携带甲肝病毒。

  俞顺章没想到自己还要因此再赴启东，带领科研人员去毛蚶原产地调查，很快，他们就在毛蚶体内找到了甲肝病毒，以直接证据证实了毛蚶就是甲肝的罪魁祸首。

  首当其冲地，是禁止了毛蚶的经营、运输、销售等行为，像市场上的所有毛蚶，不仅不许再售卖，还必须作为垃圾处理。

  进行此项执法不仅需要说服商户，而且还涉及多工商、水产、财贸多部门，光靠卫生局一个单位搞不定。最后，谢丽娟打电话给另外一位分管这些部门的副市长，取得支持后，采取联合行动。把市面上的所有毛蚶，包括存货全部拿去销毁，并在市郊要道设卡禁止毛蚶进入。

  让王道民有些头疼的是，当时上海所有医院（包括妇产医院）总共也就5.5万张病床，即使全腾出来，也根本没办法集中安置这么多甲肝病人。

  1月24日，上海市政府召开由各区县长、各区县卫生局长、防疫站长、市政府各委办局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会议要求大家统一认识，克服困难，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增加收治点，尽一切可能多收治病人，因为“多一个病人留在医院外面就多了一个传染源，很容易增加一批新病人”。

  在“全市动员起来打一场防治甲肝的人民战争”这一响亮的口号下，各级医院尽一切可能增加床位，而且收治的都是重症患者，病情较轻的患者由地段医院收治。

  另外，沪上一些大中型企业也腾出仓库，开办临时隔离病房，收住本企业的甲肝病人。

  同时，中小学校借放寒假之机，把部分学校的教室办成病房。一些小旅馆也空出客房接收病人。

  上海还建立了大约2.9万多张家庭病床，轻症患者就在家中进行隔离和治疗，这样就避免了交叉感染，不仅有利于病原的治疗和康复，而且对减少新发病例，起到了关键作用。

  说起来，比起日后的非典，及新型肺炎，这次甲肝来势汹汹，但治疗方式其实最简单。没有特效药，就是让病人卧床休息，每天早中晚各吃几片维生素B、维生素C，每两周查一次血。但是陷入恐慌的上海市民，视板蓝根如“鸡汤”，一天不吃点，心里就过不去。

  这种多管齐下，让甲肝在短期内得到了有效控制，到了3月上旬，全市新发病例数显而易见地下降，没再次出现第二个发病高峰。1月29日至3月21日肝炎发病共计292301例，死亡31例，直接死于甲肝并发症（急性及亚急性黄色肝萎缩）的只有11例。

  得承认，在这场甲肝大流行中，上海拿出了让人比较满意的表现。但回想起来，这终究还是一件让人觉得后怕的事件。

  不过，它也不是没有“功绩”。最起码，它让上海人的卫生意识也得到了全方面的加强，不仅养成了“饭前便后勤洗手”的习惯。饭店里面使用公筷的做法也在那时得到推广。

  日后，在面对非典，和新型肺炎时，上海都拿出了让人比较满意的表现，就不足为奇了。

  采写 王千马（中国企业研究者，中国商业地理写作第一人。出版有小说《媒体这个圈》、《无所适从的荷尔蒙》，主编有《无法独活：致喂大的年轻人》、《不焦虑的青春》，近年来相继推出《重新发现上海1843-1949》、《海派再起》、《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玩美：红星美凯龙30年独家商业智慧》、《紫菜爸爸》以及《新制造时代：李书福与吉利、沃尔沃的超级制造》、《大国出行：汽车里的城市战争》等作品。）